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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丰先生接着问我是否还记得生平第一次开中医处方的体悟。

他的问题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兴奋点,我把自己第一次开中医处方前后的心路历程在他面前坦诚相露。

在激情叙述中,我就像竹筒倒豆子般地将自己初次临证的盲目自信,侥幸取胜后的意外惊喜等,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。

当然,我更多的是讲述自己随后遇到的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,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延续至今的迷惑和无奈。

为人开中药方子之前,我虽然也前前后后读了八年中医学方面的书,用针灸也治愈了不少同村农民的疾病,但是还没有替人正正式式地开过一个方子。

对于开中医处方,用药物给人诊治疾病这一件事,多年来,一直处于梦寐以求、跃跃欲试之中。

我生平第一次的中医处方是给一个我同生产队的年轻农民开的。他因为端午节吃多了鸡蛋与粽子,出现呕吐、腹泻、腹痛等症状。西医诊为急性胃肠炎,输液后好转,但胃胀、呕逆、便溏,几个月一直不愈。

也看了好几个中医师,他们一问起得病的缘由,病人就说是因为端午节多吃了鸡蛋与粽子造成的,所以中医师都认为病因是伤食,处方离不开消导化食的药物,但治疗的结果不但无效,病情反而日益加重,他的体重三个月减少了二十多斤。

最后来我处求诊,其实严格地讲应该是咨询,我虽然在替人针灸治病,但还不是合法的医师,他来找我也许是出于“病急乱求医”的心理罢了。

我根据患者当时的三大主症:心下痞硬、呕吐恶心、肠鸣下利,认为是半夏泻心汤类方证。“呕而肠鸣,心下痞者,
半夏泻心汤主之”,这是《金匮要略》对半夏泻心汤证的经典描述。

由此可知,本方证有上、中、下三部位表现,即上呕、中痞、下肠鸣,病变在整个胃肠道。再考虑他另有口疮、睡眠不安等兼症,最后选用甘草泻心汤。当时年轻气盛,认为方证丝丝入扣,必然有效。心中甚至暗暗决定,如果这方服下无效,今后我就不打算把中医学下去了,大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这种赌徒心理,觉得真是有点可笑。

患者服了三帖药后,诸多症状明显得到改善。我高兴得手舞足蹈,仿佛找到了学习的方向。心中认为,只要沿着“方证相对”的路子走下去,就会获得疗效。此案继续治疗,最后完全治愈。

所以我把这个病案的治疗成功,看成是我学习中医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。然而高兴没有持续多久,我就陷入了新的困境,因为后来遇见好多类似的患者,却时而有效,时而无效,疗效很不确定,和我预期的结果完全不一样。

例如,一个男性乙肝患者,22岁,消瘦憔悴,具备甘草泻心汤证,我信心百倍地投用甘草泻心汤多剂而无效;一个糖尿病患者,男,40岁,中胖身材,满面油光,也具备甘草泻心汤证,投用甘草泻心汤多剂而无效;一个胆石病患者,男,35岁,中高个子,精悍结实,面色暗红,出现典型的甘草泻心汤证,我投用甘草泻心汤多剂也无效;一个中年男性患高血压、冠心病,普通身高,食欲旺盛,却神疲、多汗无力、虚胖肤白,出现甘草泻心汤证的“三大主症”,我投用甘草泻心汤有微效,但多剂后反而诸症蜂起;一个中年男性,患颈椎病和右侧坐骨神经痛多年,矮胖壮实,皮肤粗糙黯黄无华,素来恶寒、畏风、无汗,
半夏泻心汤证具备,投半夏泻心汤加附片多剂却无效。

张丰先生耐心地听完我初次处方的经过及体会后,一声不吭。过了好久好久,他才打破了沉默,对我的临床实践活动进行评讲。

“你第一次处方就获得这样好的疗效,值得肯定。它的成功不全是偶然的,证明中医经方医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你能够将‘方证相对应’的观点视作是需要真正去实践的事情,这一点跟我的做法非常接近,因此我感到很高兴。因果关系是我们中医理解疾病不可或缺的东西,也是当下构成我们诊治思维的一个陷阱。譬如很多人一听到伤食就不假思索地去消导化食,一听到外伤就毫不犹豫地进行活血化瘀,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决策常常开启了中医诊治的失误旅程。在这种情况下,方证辨证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思考的优势。”

张丰先生认为,开始认识方证辨证,并把它应用于临床,是学习经方医学的一个试音阶段,挫折与失败在所难免。在自学的道路上,由于没有人指导,当你向前走了一段路,攀登上一个平台以后,许多新的更加复杂的局面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,你需要较长的时间去选择、去甄别。很多人过不了这个关口,一生就徘徊与停滞在这个水平上。只有善于观察、分析的人,才能把困难与压力转化为动力,辨别清楚这种新出现的迷惑是视角转换后的不适应。只要他百折不挠地往前走,经过自己思考和研究,就会迎来新的进步。

本文选自《中医人生——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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